【悦读九州】精读钱穆：人生目的和自由（二）

　　两个目的由你挑，你只有两分自由。十个目的由你挑，你便有十分自由。自然则只为人类安排唯一的一个目的，即求生，因此在自然人生中无自由可言。除却求生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，则全要人类自己去花心去创造，去发现。然而创造发现，也并不是尽人可能，也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。所以凡能提供文化人生以新目的，来扩大文化之自由领域者，这些全是人类中之杰出人，全应享受人类之纪念与崇拜。

　　文化人生的许多目的，有时要受外面自然势力之阻抑与限制，有时要在人与人间起冲突，更有时在同一人的本身内部又不能两全。你要了甲，便不能再要乙；你接受了乙，又要妨碍丙。文化人生的许多的目的中间于是便有是非高下之分辨。一切是非高下，全从这一个困难局面下产生。除却这一个困难局面，便无是非高下之存在。换言之，即人生种种目的之是非高下，仍只看他的自由量而定。除却自由，仍没有其他评判一切人生目的价值之标准。也不该有此项的标准。

　　让我举一个评判善恶的问题来略加以说明。善恶问题，也是在文化人生中始有的问题。人类分别善恶的标准，也只有根据人类所希获得的人生自由量之大小上出发。若舍弃这一个标准，便也无善恶可言。

　　这番理论如何说的呢？

　　在自然界，根本无善恶。一阵飓风，一次地震，淹死烧死成千成万的人，你不能说飓风地震有什么恶。一只老虎，深夜拖去一个人，这老虎也没有犯什么罪，也没有它的所谓恶。

　　在原始社会里的人，那时还是自然人生的成分多，文化人生的成分少，杀人不算一回事。文化人生曙光初启，那时能多杀人还受人崇拜，说他是英雄，甚至赞他是神圣。直到近代，一面发明原子弹，一面提倡全民战争，还要加之以提倡世界革命，把全世界人类卷入战争漩涡，连打上十年八年乃至几十年的仗，杀人何止千万万万，也还有人在煽动，也还有人在赞助，也还有人在崇拜，也还有人在替他们辩护。这些也是人类自己选择的自由呀！你那能一笔抹杀，称之为恶。这并不是故作过分悲观的论调，当面的事实，还需我们平心静气来分析。

　　但从另一方面言，一个人杀一个人，压抑了人家的自由，来满足他自己的自由，在人类开始觉悟自由为唯一最可宝贵的人生本质的时候，便已开始有人会不能同情于这般杀人的勾当。孟子曾说过：“杀一人而得天下，不为也。”他早已极端反对杀人了。但他又说：“闻诛一夫纣矣。”这岂不又赞成杀一个人来救天下吗？救天下与得天下，当然不可相提并论。然而杀人的问题，其间还包含许多复杂的意味，则已可想而知。

　　然而我们终要承认杀人是一件大恶事。我们总希望人类，将来能少杀人，而终至于不杀人。明白言之，从前人类并不认杀人是恶，渐渐人类要承认杀人是恶，将来人类终将承认杀人是大恶，而且成为一种无条件无余地的赤裸裸的大恶。这便是上文提过的人类文化人生演进路程中可以预想的一件事，这是我们文化人生演进向前的一个指示路程的箭头。

　　让我再稍为深进一层来发挥这里面的更深一层的涵义。杀人也是人类在没有更好办法之前所选择的一种办法呀。人类在无更好办法时来选择杀人之一法，这也已是人类之自由，所以那时也不算它是一种恶。幸而人类终于能提供出比杀人更好的办法来。有了更好的办法，那以前的办法便见得不很好。照中国文字的原义讲，恶只是次一肩的，便是不很好的。若人类提供了好的办法，能无限进展，则次好的便要变成不好的。恶字的内涵义，便也循此转变了。

　　你坐一条独木船渡河，总比没有发明独木船的时候好。那时你在河边，别人贡献你一条独木船，你将感谢不尽。后来花样多了，有帆船，有汽船，安稳而快速得多了。你若在河边唤渡，那渡人隐藏了汽船，甚至靳帆船而不与，他竟交与你一条独木船，那不能不说他含有一番恶意，也不能不说这是件恶事。

　　论题的中心便在这里了。若没有文化的人生，则自然人生也不算是恶。若没有更高文化的人生，则浅演文化的人生，也不好算是恶。正为文化人生愈演而愈进，因而恶的观念恶的评价，也将随而更鲜明更深刻。这并不是文化人生中产生了更多的恶，实乃是文化人生中已产生了更多的善。

　　让我们更进一步说，其实只是更显豁一层说，我们将不承认人类本身有所谓恶的存在，直要到文化人生中所不该的始是恶。恶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一件事，而问题仍在他自由选择之该当与不该当。没有好的可挑，只有挑次好的。没有次好的，只有挑不好的。当其在没有次好的以前，不好的也算是好。能许他有挑选之自由，这总已算是好，而且他也总挑他所觉得为好的，那是他的自由。那便是文化人生之起点，也是文化人生之终点。那便是文化人生之本质呀。

　　你要人挑选更好的，你得先提供他以更好的。谁能提供出更好的来呢？人与人总是一般，谁也不知道谁比谁更能提供出更好的，则莫如鼓励人，大家尽量地提供，大家自由地创新。这初看像是一条险路，然而要求文化人生之演进，却只有这条路可走。你让一个人提供，不如让十个人提供；让十个人提供，不如让一百个人提供。提供得愈多，挑选得愈精。精的挑选得多了，更要在精与精之间再加以安排。上午散步，下午便看电影，把一日的人生，把一世的人生，把整个世界的人生，尽量精选，再把它一切安排妥帖，那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。然而文化人生则只有照此一条路向前。

　　人类中间的宗教家、哲学家、艺术家、文学家、科学家，这些都是为文化人生创造出更好的新目的，提供出更好的新自由。提供了善的，便替换出了恶的。若你有了善的不懂挑，则只有耐心善意的教你挑，那是教育，不是杀伐与裁制。在宗教、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科学的园地里，也只有教育，没有杀伐与裁制。

　　佛经里有一段故事，说有一个恋爱他亲母而篡弑他亲父的，佛说：只要他肯皈依佛法，佛便可为他洗净罪孽。这里面有一番甚深涵义：即佛家根本不承认人类本身有罪恶之存在，只教人类能有更高挑选之自由。一切宗教的最高精神都该如是的。哲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的最高精神，也都该如是。

　　若说人类本身有罪恶，便将不许人有挑选之自由，窒塞了人类之自由创造，自由提供，不让人类在其人生中有更好的发现与更广的寻求，那可以算是一种大罪恶。而且或许是人类中间唯一的罪恶吧。固然，让人尽量自由地挑选，自由地创新，本身便可有种种差误，种种危险的。然而文化人生之演进，其势免不了差误与危险，便只有照上述的那条险路走。

　　根据上述理论，在消极方面限制人，压抑人，绝非文化人生进程中一件合理想的事。最合理想的，只有在正面，积极方面，诱导人，指点人，让人更自由地来选择，并还容许人更自由地提供与创造。

　　你试想，若使人类社会到今天，已有各种合理想的宗教，合理想的哲学、艺术、科学，叫人真能过活着合理想的文化人生，到那时像前面说过的杀人勾当，自然要更见其为罪大而恶极。然而在那时又那里会还有杀人的事件产生呢？

　　正因为直到今天，真真够得上更好的人生新目的的，提供得不够多，宗教、哲学、艺术、文学、科学，种种文化人生中应有的几块大柱石还未安放好，还未达到理想的程度，而且有好些前人早已提供的，后人又忘了，模糊了，忽略了，或是故意地轻蔑了，抛弃了，遂至于文化的人生有时要走上逆转倒退的路。更好的消失了，只有挑选次好的；次好的没有了，只有挑选不好的。

　　人类到了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倦了不得息，日里不得好好活，夜里不得好好睡，病了不得医，死了不得葬，人类社会开始回复到自然人生的境界线上去，那竟可能有人吃人。到那时，人吃人也竟可能不算得是恶，那还是一种人类自由的选择呀。

　　局面安定些了，乱国用重典，杀人者死，悬为不刊之大法。固然法律绝非是太平盛世理想中最可宝贵的一件事，人文演进之重要关键不在此。

　　若使教育有办法，政治尚是次好的；若是政治有办法，法律又是次好的；若使法律有办法，战争又是次好的；只要战争有办法，较之人吃人，也还算得是较好的。

　　依照目前人类文化所已达到的境界，只有宗教、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科学，都在正面诱导人，感化人，都在为人类生活提供新目的，让人有更广更深的挑选之自由，都还是站在教育的地位上，那才能算是更好的。政治法律之类，无论如何，是在限制人，压抑人，而并不是提供人以更多的自由。只可管束人于更少的自由里，只能算是次好的。战争杀伐，只在消灭对方人之存在，更不论对方自由之多少，那只能算末好的。

　　至于到了人吃人的时代，人类完全回到它自然人生的老家去，那时便只有各自求生，成为人生之唯一目的。那时则只有两个目的给你挑，即是生和死。其实则只有一个目的，叫你尽可能地去求生。到那时，便没有什么不好的，同时也不用说，到那时是再也没有什么好的了。

（本文选自九州出版社·钱穆《人生十论》）

附：

　　钱穆先生（1895.7.30-1990.8.30）字宾四， 1912年改名穆。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、中学教员。1930年，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，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，从此跻身学术界。历任燕京、北京、清华、四川、齐鲁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，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。1949年迁居香港，与唐君毅、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，任院长。1967年10月，钱穆先生移居台北，被选为中研院院士，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。

　　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，擅长考据，一生勤勉，著述不倦。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，另有大量学术论文，共约一千八百万字。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，多有创获，尤其在先秦学术史、秦汉史、两汉经学、宋明理学、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，造诣甚深。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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